胡瑾刑事律师团队诈骗类犯罪辩护中心
诈骗类案件检察机关不起诉的法理辨析与实务路径研究
作者：胡瑾律师 北京盈科（合肥）律师事务所
摘要：诈骗类犯罪司法认定长期存在边界模糊、裁量标准不一的问题，传统以“虚构事实、非法占有”为核心的认定规则，未能精准区分刑事诈骗与民事欺诈。本文以刑法体系解释、谦抑性原则为基础，结合1997年刑法修订细节、民法典民事欺诈规则迭代，辨析诈骗行为“蒙哄”核心特征的司法认定误区，厘清诈骗犯罪中止的适用空间、民刑责任竞合的裁判逻辑，结合法定、酌定不起诉的司法适用规则，探索诈骗类案件争取检察机关不起诉的合法路径，为司法实务中精准出罪、落实刑法谦抑性提供理论参考。
关键词：诈骗犯罪；不起诉；刑法谦抑性；民刑衔接；犯罪中止
胡瑾律师
一、引言
诈骗类犯罪是司法实践中高发的经济犯罪，涵盖“诈骗”的主要罪名包括诈骗罪、合同诈骗罪，以及集资诈骗罪、贷款诈骗罪、票据诈骗罪、信用卡诈骗罪、保险诈骗罪、有价证券诈骗罪、信用证诈骗罪等金融诈骗罪，罪名体系繁杂、行为模式趋同、民刑交叉特征显著，导致此类案件罪与非罪、诉与不诉的认定争议极大。司法实践中，多数办案机关单纯以存在虚构事实、被害人产生财产损失即认定诈骗犯罪成立，忽视民事欺诈与刑事诈骗的本质界分，违背刑法谦抑性基本原则。同时，学界与实务界多聚焦于诈骗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，针对检察机关不起诉的法理依据与实操路径的体系化研究较为匮乏。
事实上，诈骗行为的“蒙哄”特征并非刑事诈骗专属，民事欺诈同样具备该行为特征，结合刑法修订的立法本意、民法典规则更新及犯罪中止制度的适用，大量轻微诈骗案件具备不起诉的法理空间。基于此，本文从法理辨析切入，破除传统司法认定误区，梳理诈骗案件不起诉的核心依据与实务路径，助力实现罪责刑相适应、精准司法的裁判目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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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诈骗行为核心特征的法理辨析与司法误区
（一）“蒙哄”行为的法律属性界定
从文义与行为模式来看，诈骗行为的核心表征为“蒙哄”，即通过虚构事实、隐瞒真相的方式误导相对人作出处分行为，该行为模式并非诈骗犯罪独有。盗窃罪的秘密窃取行为、民事欺诈的误导行为，本质均包含“蒙哄”的核心逻辑，仅行为场景、主观目的、法律后果存在差异。由此可见，单纯以“蒙哄”行为认定刑事诈骗，缺乏法理唯一性，无法区分刑事犯罪、民事违法与一般市场失信行为。
刑法分则对各类诈骗罪名的差异化规定，进一步印证了“蒙哄”行为的层级性。《刑法》第160条规定的欺诈发行证券罪，同样存在“隐瞒重要事实、编造虚假内容”的蒙哄行为，但该行为未隐瞒主体身份，未突破市场交易的基本信赖底线，因此立法设置了更高的追诉标准与更轻的法定刑，区别于普通诈骗罪。这一立法设计表明，司法认定中必须区分隐瞒身份的蒙哄与单纯内容虚假的蒙哄，二者的法益侵害程度存在本质差异，不能一概评价为刑事诈骗。
（二）司法实践的核心认定误区
当前司法实务普遍存在体系解释缺失的问题，办案机关多孤立适用诈骗罪条文，忽视民刑法律衔接与刑法立法修订的深层逻辑，导致抗辩事由难以采信。其一，多数司法人员否定“蒙哄行为非诈骗专属”的抗辩逻辑，固化认定只要存在虚构事实、骗取财物即构成诈骗犯罪，未区分民商事欺诈与刑事诈骗。其二，司法裁量存在明显的主体差异化倾向，市场主体、地产行业的经营性欺诈多被认定为民事纠纷或虚假广告等轻罪，而普通主体的同类蒙哄行为易被直接认定为诈骗犯罪，裁量标准缺乏统一性。
同时，民事法律规则的迭代与刑事司法适用存在脱节。《民法通则》将欺诈民事行为认定为无效行为，而《民法典》修订后将其调整为可撤销民事行为，明确民事欺诈的核心是交易瑕疵而非刑事不法。该修订确立了“欺诈优先适用民事规制”的原则，但司法实践未同步更新裁判逻辑，仍将大量可通过民事撤销、赔偿解决的纠纷纳入刑事追诉范围，违背刑法谦抑性原则。
三、诈骗案件不起诉的法理支撑：刑法谦抑性与犯罪中止适用
（一）刑法谦抑性的核心适用逻辑
刑法谦抑性是诈骗案件出罪、不起诉的核心法理依据，其本质是法律责任竞合下的司法克制，即同一行为可通过民事、行政法律规制时，应当排除刑法的适用。1997年刑法修订的标点符号调整，彰显了立法层面的谦抑性考量。此次修订将《刑法》第13条但书前的分号改为逗号，优化了犯罪显著轻微的出罪逻辑；同时对贪污罪法定刑标点进行专项调整，区分不同数额的量刑层级，体现了立法对轻微不法行为的宽容规制理念。该修订逻辑可类推适用于诈骗罪，为轻微诈骗行为的非罪化、不起诉提供立法依据。
结合演绎三段论的司法逻辑，诈骗罪的追诉应当严格限定范围：行为人实施蒙哄行为但完整履行交易义务、未破坏市场交易核心信赖的，本质属于民事交易瑕疵，司法机关不得立案追诉；即便被害人报案，行为人主动退赃退赔、修复财产损害的，因法益侵害性显著降低，应当优先适用谦抑性原则予以从宽处理。
（二）犯罪中止制度在诈骗案件的适用空间
传统司法观点认为诈骗犯罪属于结果犯，财产转移即构成既遂，无中止适用空间，该观点存在法理缺陷。依据《民法典》第460条物权返还规则，财产侵权属于持续性不法状态，所有权人可随时请求返还原物，不法状态并未终局闭合。据此，《刑法》第24条犯罪中止制度可适用于诈骗案件。
行为人在交易完成后、案件立案或侦查阶段，主动履行民事义务、退还涉案财物、修复被害人损失的，可评价为“自动有效防止犯罪结果发生”，成立犯罪中止。对于中止犯，未造成损害的应当免除处罚，造成损害的应当减轻处罚，该制度为检察机关作出不起诉决定提供了直接的刑法依据。实务中，多数轻微诈骗案件中，行为人主动退赃、化解纠纷后，被害人无追诉意愿，结合中止犯规则与谦抑性原则，完全具备不起诉条件。
四、诈骗案件检察机关不起诉的实务适用路径
我国刑事诉讼中的不起诉分为法定不起诉、酌定不起诉两类，结合诈骗案件的法理特征与司法规则，可通过两类路径争取不起诉结果。
（一）法定不起诉的适用情形
法定不起诉为应当不起诉，核心适用逻辑为行为不构成犯罪。结合前述法理分析，两类诈骗关联案件应当依法不起诉：其一，行为人仅实施未隐瞒身份的经营性蒙哄行为，存在真实交易基础，虽存在夸大宣传、轻微虚构事实等欺诈行为，但未突破民事交易范畴，属于可撤销民事行为，不具备刑事诈骗的非法占有目的与严重法益侵害性，应当依法作出法定不起诉决定。其二，行为人实施蒙哄行为后，在被害人报案前主动全面履行合同义务、返还财物，未造成实际财产损失，无犯罪结果发生，不符合诈骗罪既遂构成要件，依法不构成犯罪，应当不起诉。
（二）酌定不起诉的适用情形
酌定不起诉为可以不起诉，适用于犯罪情节轻微、不需要判处刑罚的情形，是当前诈骗案件最主要的不起诉类型。对于已实施诈骗行为、符合犯罪构成，但具备从宽情节的案件，可依据刑法谦抑性与量刑规则争取酌定不起诉。
一是成立犯罪中止的案件。行为人在侦查、审查起诉阶段主动退赃退赔、赔偿被害人损失、化解矛盾纠纷，有效挽回全部损失的，属于犯罪情节轻微，结合中止犯免除、减轻处罚规则，检察机关可作出不起诉决定。二是涉案数额刚达较大标准、系初犯偶犯、主观恶性极小的轻微案件，行为人自愿认罪认罚、取得被害人谅解的，依据认罪认罚从宽制度，可适用酌定不起诉。三是民刑交叉的轻微欺诈案件，行为本质为市场交易瑕疵，社会危害性极低，无刑事追诉必要的，依托刑法谦抑性原则，可作出不起诉处理。
五、司法适用反思与完善建议
当前诈骗案件司法追诉存在谦抑性落实不到位、民刑衔接不畅、裁量标准不统一的问题，部分轻微民事欺诈被不当纳入刑事追诉范围，违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与法治精细化治理要求。司法实践中单纯以行为表象定罪、忽视立法修订本意与民事法律规则的裁判思维，亟需纠正。
对此，检察机关办理诈骗类案件，应当强化体系解释思维，摒弃“唯结果论”的裁判逻辑，严格区分刑事诈骗与民事欺诈：以是否隐瞒核心身份、是否存在真实交易基础、是否具有持续性非法占有目的、是否可通过民事途径修复损失为核心判断标准。同时，全面落实刑法谦抑性原则，对经营性轻微欺诈、主动修复损害、无实质社会危害的案件，优先适用不起诉制度，最大限度减少刑事追责的适用。此外，应当统一司法裁量标准，消除市场主体身份、行业差异带来的裁判不公，实现同类案件同判。
六、结语
诈骗类案件的不起诉适用，核心是厘清民刑边界、回归立法本意、落实刑法谦抑性。“蒙哄”作为诈骗行为的表象特征，并非刑事犯罪的专属要件，未隐瞒身份、具备交易基础、可民事修复的轻微欺诈行为，应当排除刑事追诉的适用。结合1997年刑法修订的谦抑性逻辑、民法典民商规则更新及犯罪中止制度的适用，轻微诈骗案件具备充分的不起诉法理空间。司法实务中，应当突破传统定罪误区，以法益侵害程度为核心判断标准，精准适用法定、酌定不起诉规则，既严厉打击恶性诈骗犯罪，又对轻微不法行为予以宽容规制，实现司法公正与社会治理的有机统一。
特别声明：本文写作时使用了AI辅助
